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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6] 段玉裁云：经传多假‘道为‘導，义本通也。
[17] 《荀子·正名》形体、色理以目异句，杨倞注：理，文理也。五 现代学者在理解道的本来含义时，往往比较多地受道路这一含义的影响，而忽略其引导之义。
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第75页。廷者人所停，道者人所蹈，皆挺然正直。四 除了導（导）之外，还有两个字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道之原义，即：理和通。道之所以作導（导），因为它的本义是导人行走。《管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等子书多从：《诸子集成》，全8册，上海，上海书店，1986年） 宗福邦等：《故训汇纂》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2003年，第2299-2302页（本文关于道的训义不少地方参考了此书）。
一达谓之道，二达曰歧旁。[2] 〈散氏盘〉，见容庚：《金文编》，上海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05页。其实罗念庵所言，在二程以来的理学中常见。
基本要求的提法，在规范与原则之间，更多地是作为基本原则，而不是公德德目。此课的最后，他说：昔《礼记》有言：‘并座不横肱。总之，本文基于伦理学和道德学的视角，以个人基本道德为核心，认为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、压抑个人道德、取消个人道德，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，使得政治公德、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。但徐特立的文章并未真正回答共同纲领为何只决定全体国民的公德，而没有决定个人的私德?他只说毛泽东不重视个人的私德。
呜呼!中国之所谓私德者，以之养成驯厚谨愿之奴隶则有余，以之养成活泼进取之国民则不足。他指出：中国所谓公德者，皆指对于一家一姓者而言，非指对于国民团体者言也。
二、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说 面对２０世纪初中国近代变革和国家富强的迫切要求，梁启超的公德说(1902年3月10日)是梁启超将近代启蒙思想应用于当时中国政治和道德领域的表现。这些事实说明个人的好坏是由社会决定的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中国古代既无公民，与希腊城邦国家不同，自然没有公民道德，但是也有政治共同体对成员的要求。
然所行、所为不可不屈于社会者，必一己之外，利害有涉于他人。[15] 梁启超列举了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尚书》所标举的德行，如忠信笃敬、温良恭俭让，大体皆为私德;所教人的修养方法，如知止慎独、存心养性，皆为增进私德之方法，这些中国古人的著作对于养成人的私德，相当完备。今日当务之急，就是要重建二者的平衡，近期的重点是发展社会公德，即公共道德。当然，礼不仅是个人视听言动的道德规范，也是公共生活和公共服务的规范。
故不仅梁启超受此影响，而关联到中国问题，马君武亦然。他认为： 今之道德，大率从于职业而变。
他认为中国人多不明此理，己身之外，仅以家族为范围。故古人之求忠臣于孝子之家，即看出孝德并非只有家族道德的意义和功能。
这个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，私德是个人的品德、修养，而公德是指有益于国家、社会的德行[13]。在二十课论中国社会伦理不发达之原因中，他回顾了中国历代党祸，认为汉、宋、明尚能先公后私，晋、唐则倾轧纷争，遂一己之私，而忘天下、国家之急者也。[50] 表面看来，他的讲法与梁启超1903年秋回国后写的论私德的语句相似，但立意完全不同。乘客自按单纳价，不须营业者之请讨，而自不敢相欺。近代西方思想对个人和社会之道德的区分，始见于边沁对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，此后密尔在其《论自由》中特别区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[21]。先看第一册，刘师培凡例中言：此册所言，不外振励国民之精神，使之奋发兴起。
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，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。)，这只是讲了义的修身义，而义的伦理义还是对他人而言[7]。
[17]他认为，中国文化中重私德、轻公德，这种情形必须改变，否则，中国在近代世界的衰落是无法挽救的。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，帮助他们认识社会，了解国情，增强建设祖国、振兴中华的责任感。
如此缺乏道德的自觉，则必迎合时势而为，有机可乘，则恣其情性，顺其意欲，一切破败而毁弃之，此必然之势也。有规语之者，犹敢然抗说曰：吾自由!吾自由!吾甚惧乎自由两字，不徒为专制党之口实，而实为中国前途之公敌也。
他认为，古代典籍之中，《尧典》所言亲九族属家族伦理，平章百姓属社会伦理，此皆施于他人之伦理也;而《尧典》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与《皋陶谟》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毅，此对于己身之伦理也。(《论语·颜渊》) 克己与由己，正表明这里的仁具有对待自己的德性的意义。仁义信礼都需要体现在人伦和社会中，不是纯粹个人的品质，所以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。他所强调的是，国民必须明确自己对于群体、国家所负担的义务，以求益群利群，不可只享受群体的好处而不承担责任。
《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》继续讨论了这一问题，以晋悼公在周事单襄公得到的称赞为例，指出春秋时代德行叙述可分为三部分，即四无、十一言、二未尝不，如立无跛，正也;视无还，端也;听无耸，成也;言无远，慎也(《国语·周语下》)，这四德都是个人的德行。而就观念来说，梁启超的公德即个人对于群体的道德的定义是西方近代所未重视的。
六、徐特立论公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公德的问题也立即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注意。相比起来，宪法的修改还不如党的文件。
[14]参见狭间直树:«新民说略论»,«梁启超·明治日本·西方——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»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，2001年，第75-76页。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，也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。
其职业凡十六等，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。这是日本近代在公共道德意义上重视公德概念运用的积极意义。如马君武在此文中列举： 上海之例，道路侧不许便溺，公园之花草不许毁伤，公共之建筑不许污秽，是岂非公德之所当有事乎?而吾国人之干犯此等禁例，受其科罚者日有所闻也。刘师培论父子之伦，一方面强调慈孝为父子互尽之伦，一方面批评儒家在古代以为父母若存，则为人子者，只当对父母尽伦理，不得对社会、国家尽伦理，有妨公德[31]。
然提倡之者即有所偏，其末流或遂至相妨。社会伦理：《坤》厚德载物，《需》饮食宴乐，《讼》作事谋始，《同人》类族辨物，《坎》常德行，习教事，《咸》以虚受人，《遁》远小人，不恶而严，《睽》以同而异，《渐》居贤德善俗，《兑》朋友讲习，《未济》辨物居方。
在这个意义上,四有的地位超过了五爱。此可以法律上公法、私法之范围证明之);新伦理所重者，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(以新伦理之分类，归纳旧伦理，则关于家族伦理者三：父子也，兄弟也，夫妇也;关于社会伦理者一，朋友也;关于国家伦理者一，君臣也。
方今中国之所短者，不在智谋而在贞信，不在权术而在公廉。[58] 照此说，从事农工至艺士职业的人，都是道德的，而官商多不道德。